文化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气读完《世界上最成功的教育——犹太教育揭秘》后，深感一个民族的兴起与衰落，与其文化教育休戚相关。看看在“二战”废墟上发展起来的德国和日本，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两个非常优秀的民族，两国的文化非常值得我们研究。

不过，世界上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值得称道的民族，这便是犹太民族。

一提到犹太民族，人们不禁会想到尼采和希特勒。一百年多前尼采指出，基督教统治欧洲思想的时代应该终结，并进而向世界宣告“上帝死了”。在尼采那里，有着独立意志，受生命冲创力牵引，发挥着生命创造力的人叫“超人”，与之相对的就叫“末人”。过着游牧生活的犹太人四处流浪，自然可能被划入了“末人”之列1。既然基督教源自犹太教，尼采也就不会让“末人”的思想统治欧洲。我想，这是尼采敌视基督教的原因。希特勒崇尚尼采，是尼采的忠实信徒。据说，他鼓励士兵随身携带并阅读尼采的著作，他本人也曾去尼采的墓前拜谒过，还把尼采的著作送给了墨索里尼。希特勒把尼采的思想推至到极限，在“二战”期间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其罪恶行径可谓馨竹难书。

事实证明，犹太人从来就没有被击跨过。经历了二千多年的风雨，迫害、战争、迁徙并没有使犹太民族绝迹于人寰。相反，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中，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色列的经济也早已跻身上世界前十二强。追根溯源，犹太人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因为它有非常独特的文化教育。

我无意缕述犹太人的历史，只想说说犹太的文化教育。自古以来，犹太人就崇尚知识与智慧，并将其视为人生第一财富。犹太人笃信的《圣经》明示：人们只有诵读此经，才能领会上帝的旨意。由于有很多颇具教育意义的章节，《圣经》已是犹太人启蒙的必备读物。可以说，犹太人最先消灭文盲，因为这是一个爱书的民族。据说，犹太人家里至今还有一个风俗，即当孩子懂事时，父母便会在《圣经》上滴一点蜂蜜，让孩子舔食，让孩子有“书是甜蜜的”意识。用意良苦，彰明较著，让人沉思不已。

于是，我不禁联想到我们的教育现状。一位学生告诉我，考入大学的某个班级的学生，入学后都寻欢作乐，虚掷光阴。一学年下来，大部分学生都“亮红灯”——补考。此事让我想到过很多。我们教师辛辛苦苦教学生，却未让学生明白他们为何要读书，更没能教会他们喜爱读书。即使个个学生都上大学，中国大学的入学率居世界之冠，那又有何益呢？

学校培养出这样的学生，学校里究竟是什么情形呢？我们先来看看教师吧。忙于教学也好，被家务所困也罢，沉溺于麻将消遣，或搞家教捞外快也行，反正教师们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吃老本，凭着在大学里学的知识竟能挣一辈子的饭钱。若干年下来，不仅才情没增加，连老本行丢得差不多了。同时，分数教育把教师塑造成了给出售前的鸭子注水的饲养员，或是技术娴熟的泥水匠，让教师身上没有多少文化气息可言。教师们处于蒙昧而不自觉，反而会嘲笑读书学习。在学校中，我这种人属于异类。只要人群看见我，便会大叫“怪物来了！”，随即作鸟兽状散去。

这种校园文化中，领导们自身也不读书，却可能“圣化”自己而号召教师读书。当然，他们在骨子里没有多少对知识的尊重或对思想的敬畏——教师有了思想文化，分数便不见了，这可关系到他们的仕途。他们只是政治奴才，或一枚政治棋子。不学无术拒绝启蒙的他们，何来良知与理性呢？

波普尔说过，“最大的无知，不是缺乏知识，而是拒绝知识。”中国人的无知与可悲，也在于不读书和拒绝知识。我说中国人不读书，你可能不同意。郑也夫先生对图书种类曾做过研究，并指出中西文化复制的速度不同。在西方出现印刷术的1450年，中西方的图书种类大致相当。然而，1600年时西方有125万种，中国有1.4万种，西方是中国的89倍。到1900年时，西方有1125万种，中国有12.6万种，差距也恰好是89倍。这个89倍说明什么？它表明西方的知识总量是中国的89倍，表明西方人比中国人更喜欢看书（没有需求，也不会有书），甚至表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必然会失败！……89倍，能表明很多很多。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很强的“实用理性”的性格。人们追求世俗生活中的实用，而认为“思想不能当饭吃”。几年前的一个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拥有藏书的家庭仅占总数百分之几。中国人也发明了印刷术，却只是将其用来印刷祭祀死人的纸钱，中国没有因此而出现几个大思想家。现在，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政治还偏要收编学术。这样的国度，能有什么学术研究成果呢？数学家丘成桐说过，北京大学的教授的研究能力还不如哈佛大学的本科生。这不足为奇。北京大学百分之四十的师资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不入流的教授，而北京大学还要以百万年薪供养他们。台湾的李敖先生2005年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只用了一个字总结北京大学——孬！在一次前不久的演讲中，耶鲁大学校长指出，中国人只为名利而学术。他猛烈批评了中国的学术腐败，认为“中国人是人类历史上的大笑话”。

几年前，我还曾读到一条讯息，说中国的博士数量高居世界第三，但博士的学术成就或知识面差得可怜，水平远不如其它国家或“国际标准”。确实，咱们中国的博士只配作“士”，尚不能达到真正的“博”。不久前，教育部不得不对“博士泛滥”进行了整顿，仅辽宁师范大学就取缔了几十位教授的“博导”资格。眼见外国的博士有多少，咱们就得眼馋，就得批准多少来意淫一番？这是什么思想在作崇呢？

这里，我要讲几个小故事。

在“二战”中，德军围困斯大林格勒长达两年之久。德军每天对城里实施炮轰，妄图把这座伟大的城市从地图上抹去。通过一条秘密通道，苏联人才把少量粮食勉强偷运进了城里，让每人每天有二两面包的配额。市民们虽然食不果腹，却每天都要去图书馆获取精神食粮。德军炮弹在图书馆附近爆炸，却丝毫不能影响人们读书。读书期间，时而有人饿昏过去，趴在桌子上不动了。想想吧，这该是怎样的一个场面？！这又该是怎样的一个民族?！普希金、托尔斯泰、赫尔岑、索尔仁尼琴、高尔基……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很长。俄罗斯民族养育了如此之多的伟人，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去年旅游时，我曾乘过上海与杭州之间的“城际列车”。乘车的两个小时中，乘客们都呆呆地愣坐在那儿。整个车厢中，我只看见一个人在读书——一个外国女人。我去杭州与家人汇合，相机碰巧在老婆身上，我没能把当时的情形拍下来。今年去“中国死海”旅游，又看到了类似情形。一个外国人认真地读着书，而其背景却是中国人正在大快朵颐。一个是摄取精神食粮，而一个是摄取物质食粮，其鲜明的对照反差，让人真是浮想联翩。

犹太人也是一个会挣钱的民族。世界的巨贾富豪中，有不少是犹太人，而且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中，犹太人占的比例非常高。中国人难道不会挣钱吗？在历史上，山西曾一度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那时边境上驻有军队和游牧，山西人就驮去日用品做起生意来，也就因此有了“走西口”的民歌。后来，山西还最早出现了“钱庄”。浙江人也会做生意。据悉，巴黎现有六七万温州人，有“有生意处便有温州人”之说，目前国内各地也均有“浙江商会”。一个浙江瑞安人告诉我，在他家乡，男人都出门做生意，家里只剩下妇孺。浙江人善做生意，这已是蜚声海内外的事。

所以，谁说中国人笨呢？中国人不笨，也会经商。但是，问题不仅是经商。犹太人出过无数的思想大家，包括我们熟知的斯宾诺沙、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柏格森、马克思、胡塞尔、茨威格等。中国人也会经商，却无法产生出世界顶级的思想大家。我相信，即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难为世界的思想文化有所奉献。

我曾拜读过李敖先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一篇杂文，所言内容以“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会去参拜靖国神社！”为题，把中国人丑陋的一面批判得入木三分。对此，我并没义愤填膺，反而极为拍手称快。作为一个尼采主义者，我不是认为要无止杀戮，而是主张无论个体与群体，都要学会自强不息。只有自强不息，才能真正赢得别人的尊重。我们不必为“南京大屠杀”悲鸣，也不必指责731部队细菌试验的惨无人道。我们不妨再想想，日本人为何崇敬同样死于他们之手的杨靖宇和张自忠将军呢？那是因为日本人只崇敬那些有气节的人。中国长期做奴才，也习惯于，甚至是喜欢做奴才。日本人来中国是欲做君主，而中国人可以照常做奴才。君主对奴才有生杀予夺的权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分数教育忽视灵魂的教育，已把学生的灵魂抽空。雪上加霜的是，提高分数的办法还是采用“训狗教学法”——迫使学生机械重复地做习题。这样的教育现状，能让我们培养出什么人呢？用尼采的观点来讲，大概中国人只能算作一群“末人”。世界不是“末人”创造的，而是“超人”创造的。“末人”能有什么用呢？只能用来被屠杀，只配被开除球籍。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如何伟大，可我们不知什么是伟大。伟大应该是一种气氛，它与墨香一同从书卷里溢出来；伟大应该是一种深度，它从思想火花中折射出来；伟大应该是一种气节与风骨，它从精神气质中反映出来。我们这个长期受专制统治奴役的，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能在多大程度上是伟大的呢？

病态的文化教育，必定熏陶出病态的灵魂。中国人有灵魂吗？即使有，恐怕也是病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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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实上，问题远非这么简单。有些人认为，犹太人有放高利贷的传统，过着优渥的生活。他们掌握着财富，控制着社会，却又不属于生活于其中的民族。如此，犹太社会受到敌视，被看作了一个有黑社会性质的秘密组织，因此才被德国法西斯分子清洗。对于反犹问题，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还有更为详尽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

法西斯主义者认为，民族具有革命性，于是便把阶级融入民族，让民族的历史主体性取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性。这样，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主义更开始融为一体。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一、犹太人没有民族，坚持认为自己是其它民族的一部分，这无疑会成为崇拜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眼里的另类。二、犹太人穿行于各民族之间，以无身份的姿态出现。它宣传的普世主义隐藏着自由意志与选择观念，对一切民族主张的原则，即民族的天赋性格和民族实体的自然性，构成了挑战。（参见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P54 吉林人民出版社）

爱因斯坦则认为，“在纳粹集团眼中，犹太人不仅是一种借以摆脱人民对自己，即对压迫者不满的工具，他们视犹太人为一个不可同化的元素，这个元素不能被驱使进行不加批评地接受教义，从而，只要它还存在着，它就要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因为它坚决主张对群体进行大众启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著《爱因斯坦晚年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P20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