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在我家兄弟姐妹四人中我排行最小，已经没有当保姆的义务了，可是，生活硬是把我推向了这个不称职的岗位。因为，我是个男孩，楞是干上了女孩的工作。而且，在后来的生活和工作中还不时地重操“旧业”。如今，想起那段日子，虽然饱含着少年向往的乐趣，但过多是成年醒悟后的辛酸。正是那段艰难而困苦的生活使我走了上茫然的辍学路，因而，在我的一生中永远消失不了那种辍学一年没有上过小学四年级的忧伤记忆和由此而带来的知识匮乏所造成的生活工作中的蔽障。

现在，每当看到一些学生因各种原因而辍学，都会刺痛我深藏在内心中的伤痛。我把我的亲身感受写出来，就是奉劝我们的父母，无论自己再艰难，都不能使自己的孩子因辍学而遗恨终生！奉劝年华的少年学童，求学增智是自己一生幸福的基础。

那年，我才10岁。记得是1970年的春节后，班里的同学都背起书包去升四年级了（那时是春季转季），而我却开始了“新的生活”——当保姆。
  当时，公社办公室的杨惠春姐姐的女儿刘金由我母亲看护着（当时的乡政府称公社，蕙春姐虽然和我是一姓，但不是一家，她是国家干部，我们是农民）。由于生产队里对劳动力的出勤抓得很紧，我的两个姐姐早已辍学在家挣工分、哥哥大我三岁，他压根就不爱携娃，为了挣回生活所需的油盐浆醋钱，所以，父母就忍痛割爱地依然决定：让我暂时休学一年，接替母亲的工作——携娃。
   在那时，我的幼小心灵中并没有像现在想的那么苦楚。由于我在我们家是老小，也就自然成了出气筒子，动不动姐姐和哥哥就拿我开心，惹我哭，有时还带点武力镇压。自从辍学当保姆后，我的地位确实是提高了，因为我是全家唯一一个赚钞票的小小劳动者，他们挣工分，我挣现金，更易于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于是，父母更加疼爱我，因为他们也不忍心让我辍学，两个姐姐也更加关心我，正在上学的哥哥，给我当起了辅导老师。白天，他在学校上学，我在家里看娃，晚上娃送走了，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教我算题、读书，我成了全家最高尚的人。就连惠春姐也很疼爱我，别人的孩子辍学了，自己的孩子有人照应了，一种内心的良知，温暖着我和她的亲情，她一概把我当亲兄弟一样看待待，有什么好吃的我和小刘金一人一半。彗春姐的丈夫刘中卫在新卫厂工作，每星期回来一次，由于是湖南人，所以总是带些鱼呀、虾呀、田鸡什么的改善生活，我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准家庭成员，所以，在生活上也没有亏待我。
   后来，为了方便惠春姐的工作，为了小刘金吃奶，为了便于她辅导我的功课，我白天携着刘金不停地往返于家里和公社机关之间的1000米路程，晚上和惠春姐、刘金都住在公社里。于是，保姆的工作，不至于使我在家庭地位有所提高，生活有所改善，更重要的使我也提高了“政治”地位。惟有我能够列席、随意出进公社的会议，就连我二姐的入党都是我先知道的。不过那时，我也知道保密，因为慧春姐多次交代，看到的、听到的出去别乱讲，不然，她就遭殃了。
   最有趣的的是，公社买来了7.8毫米的电影放映机。看的第一部片子就是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前面加演新闻记录片关于周总理的事。仅有机关干部的十几个人在首次欣赏，我为享受此特权而兴奋。有人激动地说：“你看周恩来笑了。”我奇怪地问：“慧春姐，那明明是周总理，怎么能是周恩来呢？”慧春姐一手抱紧刘金，腾出另一只手来，在我头上亲昵地拍了一下，笑着说：“憨憨！周恩来就是周总理。”我仍是迷惑不解。后来，慧春姐调到村南头铁业社当会计，我也随着南迁，列席会议，吃住在一起。后来，在发生的林彪事件中我知道了周恩来就是周总理。
   由于能够和慧春姐一起坐火车去县城开会、出差，有时也住在县招待所里，有时一同到新卫总厂（浊玉）的中卫哥住处小住几天。所以使我这个辍学的农村孩子见识比同伴们都广，在我的身上逐渐产生着“小娃头”（孩子王）的魅力和凝聚力。
   我们生产队和我同龄的仅有我们同院居住的王保卫，要么是大我三岁的哥们，要么是小我三、五岁的弟们，当然，还有女姐妹们。他们都爱听我讲电影中的英雄形象，讲县城里的趣文，讲工厂里的见闻，讲坐火车的新奇，讲住招待所的乐趣……
   于是，我希望放学，希望放假，因为能够和伙伴们一起玩耍，他们能够替我携携娃；我盼望天阴下雨生产队里没农活，因为母亲能够换我携娃；我渴望着小刘金快点长大，因为我就能不携娃，重新背着书包去上学。但是，理想与现实必定距离相差很远，所以，在小刘金瞌睡后，我的乐趣就是跪在我家的土炕上，趴在窗台前摆弄小舞台。棉布手巾是我设计小舞台的戏幕，我能够挂上从两边关闭的两道戏幕和上起上落的前幕，以及供电打布景用的白色底幕，而且，每道戏幕都用细铁丝贯穿，用鞋底绳穿回固定在一头自动拉开，俨然是一个供线户演出的小舞台。我用硬纸片，仿照样板戏的舞台布景，裁剪、涂画了很多房屋、山树等道具，还用干电池连接小电泡，让光线透过竹蔑编的扇子的小方格照在底幕上充当火车。我还用一个塑料板，挖了三个圆洞，贴上红、黄、绿三种颜色的透明塑料纸，遮挡在小灯泡前，变化小舞台上的灯光颜色。又把小灯泡固定在打针用的纸盒上，前面挖个方块，算是我的电打布景幻灯机，当然，还有自制的幻灯片，我甚至还幻想着要自制一个电影机。那个时候喜爱舞美设计，灯光照明，为我以后学习书画、制作幻灯机自动卷片器、酷爱信息技术奠定了求索、进取、创新的基础。
   当我和伙伴们在一起的玩耍的时候，还是与电影、戏剧的情节分不开。窗台上的小舞台，仅仅供伙伴们猎奇、欣赏，我们真正的舞台、乐园是我家的后院和门厅。
   那时，我家住在王家沟最具封建建筑完整格局的大住宅院落。整个院落坐北朝南，一堵墙和一道小门把院子隔成南北前后院。前院有五间门房和东西各三间厢房，门房的西四间是生产队的粮库，东一间是大门，整整一间房子中间安着大门，内外门厅很宽敞，是我们演出的舞台；后院有三孔冬暖夏凉的窑洞，窑上是碾麦场，还建有三层房子高的炮楼，据说这是旧社会防土匪用的，现在只有碾麦、晒麦时用来存放农具和歇凉。院里住着景高叔和景增叔两家人，我家后来在我上小学前搬进来，住的是土改时分的一间厢房和窑洞。由于窑洞的土墙很厚，窗户很小，所以，供我做小舞台玩耍很合适。后院紧挨厢房的后门两边是各家的茅房、猪圈和粪堆，三孔窑前是一片空地，是我们排戏的乐园，而且还有一棵茂密的大槐树，既是遮天蔽日的天然屏障，又是我们排戏的最好外景。
   杨根学家有一面鼓和一个二胡，是我们最易学的乐器；杨丰义家有一顶他父亲当兵时的大盖帽，是我们最喜欢的服装；杨建星家有大队宣传队用的驳壳枪是我们最珍贵的道具；各自家门前悬挂的红旗，摘取下来，横遮在我的大门前，是我们最理想的戏幕；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是我们最崇拜、最爱扮演的偶像；我家竹皮暖壶贴上一圆片红纸，就是我们排演《红灯记》时最神圣的“传家宝”；从公社拾来架线剩的短节铝丝，拧成锁链，架在楔在地上的火锥上，就是我们排演《三家浜》八路军打到后院一幕中最好的场景……
   我们一个个退至锁链五米远，挨个随着鼓声奔跑过去，猛然一跳越过锁链。跳过去了继续扮演八路军，没有跳过去的，要么扮演国民党兵，要么，替换别人抱着小刘金扮演群众演员，“叭”的一枪被国民党兵打死了。小刘金是我们中最小的演员，更是我们排演、演出鉴别能力最强的观众，似乎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逗她乐，只要她一哭，我们就该“刹戏”了。
   杨建星经常扮演杨子荣，右手举柳条扬鞭，左手空拳收臂拉僵，提左腿，闪右腿倒像骑马打虎上山的样子，由于他脸比较黑，所以，都叫他“黑骡子”。杨丰义肯扮演李玉和、杨结锋能扮演郭建光，杨根学扮演鸠山队长、许少军扮演刁德一、王保周扮演栾平……
   我们的演员应有尽有，对号入坐，都想扮演正面人物，戴军帽、挎手枪神气一番。但是，也都感到正面人物不好扮演，胡乱选个角色，凑伙着热闹热闹、快乐快乐。
   由于我是小娃头，伙伴们都毫无恶意地拥戴我扮演座山雕，他们扮演众土匪，当然，扮演杨子荣的杨建星也得扮演八大金刚中其中的一匪头，戴上大盖帽算是匪连长了。适逢那时我递的是光头，也毫无顾忌地用墨汁画了两道竖眉和黑胡须，唯一的一支驳壳枪挂在我身上，伙伴们也都纷纷根据自己的长相、特点，给自己画脸谱。当我坐上我家老木圈椅子，和众土匪兴高采烈地开始“会师百鸡宴”时，小刘金很不领情地被我们的古怪脸谱吓得哭了。刚好这时，慧春姐来叫小刘金吃奶，她被眼前的这一儿童剧幕惹得笑疼了肚子、笑弯了腰，也笑出了眼泪。小刘金听见笑声、看见妈妈，转啼为笑，扑腾着身子要妈妈。伙伴们见状急忙舀水叫我洗脸先卸装。然后，纷纷洗净自己的手脸，一哄而散。
   院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只能听见小刘金吸允乳汁的吞咽声，她还不时地停住吃奶，扭过头看着我笑一笑，又继续吃奶。彗春姐还沉浸和回味在刚才的惊喜、可笑之中，她摇摇小刘金说：“小刘金，看什么？笑什么？是不是见你丰烈叔升‘官’了？”我真是羞得上天无梯、入地无门。因为在彗春姐的心目中我是一个腼腆的孩子，今天的见闻似乎很出呼她的预料，又因为不是什么出格的事情，所以，她只是觉得可笑，以至于后来把这件事情当作笑料告诉给了公社机关的同事们。大家一见我就叫“座山雕”，我就自知是怎么回事。虽然，是大人们逗逗小孩取取着乐而已，而且我也没有嫉恨彗春姐告密的意思，但在对我的自尊心多少还是有点伤害。
   由此，我和同伴的排演和演出告终了，由此，我和小刘金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走出了院子、冲破了“牢笼”……
   我们生产队有片空地叫鼎铭场，是队里经常开会的活动场地。白天，我和伙伴们告别了后院和门厅，就在这里玩耍。成十个伙伴分成两队，各自手拉手，然后两队相距七、八米对峙着。这边齐喊：“野鸡翎开闸道，把你人马叫我挑！”那边齐问：“挑谁里？”这边拣他们体力最弱的齐声回答：“挑——,许少军！”那边的许少军便使尽全身的力气，瞄准这边最薄弱的地方猛冲过来，如果撞断了对方两人相拉的双手，便带走对方一人，回那边，如果撞不断就留在这边。最后，看那一队的人多就为获胜队。那么，小刘金又是我们的最佳裁判了，不过她要由伙伴中的体弱者携着，她听着我们的阵阵呼喊声、看着我们来回冲刺的队员，也在不停地欢笑。那时，我们玩耍的游戏，已经带有优化组合、优胜劣汰的色彩，但在后来这些名词提出来时，才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在金色少年时代做过的。
   我们还在鼎铭场的地上划一个大圈——“打撬”、划几个大方格——“踢瓦”、挖一个小坑儿——“崩蛋”（玩玻璃球）；我们还在鼎铭场每人架起一条腿，单腿跳跃“抵劲”；我们还在鼎铭场由一人弯下腰，大伙轮流按着他的脊背“跳架子”；我们还在鼎铭场“抓子”、“顶牛”；我们还在屋檐下挤油油……，我们享尽了少年的乐趣。
   晚上，送走了小刘金，我们还在鼎铭场玩“指星星”的游戏。由一人伸出一只手掌，手心朝下，其余的人都伸出食指，指着他的手心。他问：“你们在下面做什么的？”伙伴们回答：“歇凉哩？”他又问：“不怕石头瓦块塌住你们？”伙伴们又回答：“不怕哩！”只见他慢条斯理地，慢慢将手掌平行晃动一圈，突然，一边喊出石头瓦块从山坡上滚下来的“哗啦啦”的声音，以便迅速收拢五指，企图抓住手心下的指头。结果敏捷者逃脱了，迟钝者被抓住了。被抓者替换刚才伸手掌的伙伴，游戏继续开始。
   有时，我们在柿子树上“捉迷藏”；有时，我们还大着胆子，去山坡上真枪实弹地“开火”，体验激烈的战斗氛围。那把一点杀伤力也没有的驳壳枪，是我们唯一的访真武器，当然是我这个小娃头的专用武装设备。同时，我们也不敢告诉大人，还得在小刘金吃过奶后，再给她装一瓶子开水才能上坡。我们随身带的武器还有准头很好的“弹弓”、射程不远的“玉米杆枪”、麻绳做弦的弓箭；我们的战场摆在山坡上废弃的防土匪城堡——大寨子。一班人马攻打寨门、一班人马防守寨门、一班人马看护小刘金跺在隐蔽的窑洞里。什么时候攻进寨门的那一队人马，把看护小刘金的人马全部“活捉”了，才算全面获胜。由于小刘金不甘于窑洞里的黑暗和寂寞，常常因她的哭涕声才引来攻进寨门的那队人马。一旦，攻守寨门、活捉俘虏的过程结束，我们就换房、换阵地，重新开始新一轮的战斗。战斗进行的非常激烈，攻、守两队的人马战斗都非常勇敢，防守的人马爬上寨门往下弥土，阻止正向寨门冲进的进攻队员；进攻的队员则用棉布手巾包些扔上寨门，让飞散的碎土弥酸防守队员的眼睛。只见大寨门前尘土飞扬、箭杆穿梭、土块如雨，有人猫腰钻进寨门、有人奋勇向前抱着往外推……。可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这队防守人马赵海威不幸被土块击中头部负伤，尽管他还戴着我们用树枝编的起隐蔽作用的“草帽”，但不具备防弹作用，所以，鲜血从头上流了下来。我们的战斗终于因为突然出现了真正的战斗伤员而停战了，隐藏在窑洞里的看护人马也立刻赶来抢救伤员。当时我正在坐镇指挥如何开挖陷阱，阻止对方冲进寨门，当发现捂着头，蹲下去的赵海威时，就知道情况不妙，一边喊“别打了！停战！”一边急忙摘掉他的草帽，仔细一看，还好，只是擦破点皮。我们谁也没有埋怨闯祸的“神枪手”，因为，那时我们还能背过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更懂得流血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所以，我们不分攻、守、护三队人马的你我他，都积极地投入到抢救伤员的工作上来。有人给伤员擦血、有人给伤员包扎、有人给伤员喂水、有人愿意给伤员当担架背他回去……，伤员赵海威受到了全体参战人员的关心和优待，他应承说，回去后不把这件事告诉大人，免得大家受牵连。我们都很满意，替他编空说是不小心爬步一交摔伤的。就这样，我们精神饱满地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的解放军进行曲凯旋而归。
   令伙伴们最羡慕和最欣喜的是，我从新卫厂把“火柴枪”带到了农村。那时，只有我有机会在农村、县城、工厂之间往返见识，能够首先看到，新卫厂子弟玩的“火柴枪”，原料是铁丝、废旧自行车链条和辐条帽。于是，玩“火柴枪”在那火柴奇缺的农村特别盛行。我不敢说我是农村“火柴枪”的创始人，但我至少敢说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制造“火柴枪”的人。因此，同伴们都很佩服我这个小娃头，而且拥有了自己的神秘武器，整天从自己家里偷来火柴，“叭、叭”地过枪瘾。不过，后来我们都自觉不玩“火柴枪”了，一来，火柴梗能穿透那时7分钱一本的作业本，具有杀伤能力很危险，二来那时火柴奇缺，光靠偷“军火”大人很反对，所以，我们还举行过毁枪运动，告别了“火柴枪”。
   尽管，金色的少年有那么多的乐趣，但是，永远也冲淡不了我上学的欲望，虽然有哥哥和惠春姐的补课，不至于丢掉学业，但必定不是正规的课堂教学，具有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我曾经携着小刘金在学校门口不知徘徊过多少次，很想去看一看我的袁荃丝老师（现灵宝市川口乡第一初级中学退休教师）。她是我离校前的三年级语文老师、班主任。她待我特别好，在校时他亲自给我糊制作业本（因为那时很难买到作业本），离校后她多次到我家作家访工作，动员我的父母，让我上学，了解到实际情况后，袁老师也很无奈。她很舍不得我这个学生，因为我在班里品学兼优，是那时的“三好学生”，还是班里的班长。然而，在袁老师的心目中终生留下的遗憾是没能把我叫回去，没能在我复学后继续教我。
   1971年的春节后，小刘金会走路了、会叫叔叔了，我终于解放了！父母答应让我去上学！
   母亲把我送进学校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袁老师，但是，她调走了，令我特别失望。我想上四年级，但是，校长张鹏老师（现已去世）说：“丰烈，你原来程度很好，就跟上你原来的班上五年级吧，如果跟不上，拐回头来上四年级也行。”
   回到班里，还是三年级时的老同学，一见如故特别亲热。后来，意想不道的是我的数学在期末还考了100分。 那时，教我们五年级数学课的老师就是现在的城关镇中心学校的高永乐老师，同学们都很羡慕，我也很高兴。
   如今，那年辍学当保姆的经历至少在我的后辈人中不会重蹈……